数据表明，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五名的企业均是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次为为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腾讯，其市值分别为8256亿美元、7205.9亿美元、7041.9亿美元、6974.3亿美元、4957.1亿美元，可以说富可敌国。
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1 正确的发展战略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正确的工业化顺序——这种顺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尚未工业化的国家。
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中国用短短70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积累了250年到300年间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资金条件）。
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出口制造业导向）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纺织品）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
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
基辛格在做出这一评论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五分之一。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使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包括相应的供应链或投入产出链，采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注：自从2008年第一条高铁线投入运营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纳入了这一全球最大最长的高铁网（长达1万英里，超过全世界运力的一半）。依赖于稳定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
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中国虽然与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列强制度环境迥异，却因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而成功开启工业革命。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他们的Thomas Edison（爱迪生）,Andrew Carnegie（卡内基）,Henry Ford（福特）和John D.Rockefeller（洛克菲勒）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
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
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40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而西方观察者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的增长奇迹是基于正确的发展战略，即一开始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逐渐过渡到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
3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政府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政府。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如农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征税。
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
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
到2015年2月，其他一些线路也在运营1-2年后开始盈利，包括北京-天津线、上海-宁波线、上海-杭州线、杭州-深圳线、广州-深圳线。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来获得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的创新和采用。而同时，在诸如中国台湾地区和法国这些发达的经济体中，私人拥有和运营的高铁系统却常年亏损。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
这一引人瞩目的基础设施追赶浪潮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形成，并使中国为下一个十年间的增长做好准备。（2）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
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胚胎发育阶段（或马克思讲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十年（即1978—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
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
【注：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
但时过境迁，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呢？有人会认为中国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复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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